暴力violence

在《早期课 第6卷》中，赛斯深入探讨了“暴力（violence）”这一概念，阐明了它与人类“自然的攻击性（natural aggressiveness）”之间的辩证关系。赛斯指出，暴力的产生以及对暴力的恐惧，本质上源于对自然攻击性的极度否认与压抑。

1. 自然攻击性向暴力的转化机制

赛斯明确指出，人类拥有“相当人性且自然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本身是健康的，但当它被“细致地否认”和压抑时，就会扭曲并转化为“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 ^[1]。在健康的状态下，这种能量可以被识别和接纳，但一旦在成长过程中被强行阻断，它就会在潜意识中积聚，演变成破坏性的暴力冲动。

2. 鲁伯特（珍）对暴力的压抑、恐惧与投射

鲁伯特的童年经历是自然攻击性被严重压抑并扭曲为暴力的典型案例：

• 对暴力的惩罚幻觉：鲁伯特的父亲性格中带有暴力，而母亲脾气暴躁。当父亲突然消失、母亲因病瘫痪无法动弹时，年幼的鲁伯特在极度恐惧中将这些变故解读为“对暴力的惩罚” ^[2]。为了避免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开始极力压抑自己最自然的攻击性感受，甚至连无意的举动和轻率的动作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以免引起母亲的痛苦和愤怒 ^[2]。
• 自我暴力的潜意识投射：鲁伯特在成年后极难进行身体上的自我防卫 ^[3]。他之所以避免见母亲，并非因为害怕母亲，而是因为害怕自己内心深处那股从未敢向母亲宣泄的“暴力” ^{[3] [1]}。他将这种内心的暴力投射出去，使其看起来像是源自母亲 ^[3]。
• 顺从作为生存策略：在童年时期，鲁伯特任何不顺从的举动都会招致母亲恶毒的报复。母亲甚至通过假装发病或演戏濒死，让孩子相信是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了母亲的死亡 ^[4]。这迫使鲁伯特只能选择绝对的“顺从（docile）”来保护自己和母亲 ^[4]。在这种情况下，“逃跑”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3] [1]}。

3. 约瑟夫（罗伯）的暴力与攻击性混淆

与鲁伯特不同，约瑟夫的成长环境呈现出另一种压抑模式：

• 暴力与攻击性的等同：在约瑟夫成长的家庭环境中，“暴力”与“攻击性”融为了一体，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暴力，但却剥夺了孩子们表达的权利 ^[5]。
• 正常攻击性的受阻与内转：约瑟夫父亲正常的男性攻击性受阻，并转而针对其母亲 ^[5]。约瑟夫渴望表达自己自然的暴力和正常的攻击性，但又因害怕而不敢表达，只能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中，并在过去将部分压抑的暴力向内针对自己 ^[5]。
• 对顺从的愤怒：约瑟夫对鲁伯特在商业世界中的“不具攻击性”和“过度顺从”感到愤怒，这实际上源于他对自己童年时无力反抗家庭暴力氛围的愤怒，同时也让他联想到自己父亲在商业交易中缺乏攻击性的懦弱表现 ^[5]。

4. 压抑暴力的创造性转化

尽管暴力和攻击性在两人身上都遭到了严重的压抑，但赛斯指出，这种被克制的暴力能量并非完全是破坏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成功地将这种被克制的暴力和压抑的攻击性作为“创造性工作的基础”，并将其转化为了创造性的能量 ^{[4] [5]}。然而，这种转化存在局限性：一旦创造性能量发生阻塞，或者当他们需要表达不那么“顺从”的话语时，潜意识中的困难和痛苦就会重新抬头 ^[4]。

总结而言，赛斯在《早期课 第6卷》中指出，暴力并非不可避免的邪恶，而是被否认的自然攻击性在扭曲后的产物。通过将这些潜意识中的暴力压抑、投射以及童年创伤带到意识层面，个体才能重新接纳自己自然的攻击性，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外部世界 ^{[1] [5]}。

在《灵魂永生》中，赛斯通过对古代鲁曼尼亚（Lumanian）文明的阐述，深入探讨了“暴力”这一概念的本质及其在人类身心系统中的运作规律。首先，赛斯指出，能量必须被允许自由地流过身体系统，并由精神或心灵力量来控制与指挥^[1][2]。鲁曼尼亚人试图在人类身体中预设防范暴力的安全机制，当心智发出强烈攻击信号时，身体不予反应^[1]。然而，这种对暴力的物理性“短路”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它导致创造性的机能和付诸行动的冲动被扭曲成了未被理解的侵略性意念^[2]。赛斯甚至指出，“以某种方式来说，呼吸本身就是一种暴力”^[2]。这种身体上的改变对整个系统造成了压力，形成了一种过度讲究良心、抑制性的身心状况，阻碍了有机体天然的求生需要，使行动所需的冲刺变得不可能^[2]。在现代人身上，这种机制的残余表现为某些人在允许自己对他人施暴前，会选择昏厥或攻击自己的身体系统^[1]。其次，这种对暴力的绝对回避剥夺了自由意志。鲁曼尼亚人虽然深知人间暴力的邪恶，但他们否定了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这一点的权利，从而阻止了个人创造性地将暴力转化为建设性领域的可能性^[3][4]。由于自由意志在这一方面被放弃，且能量与表达的自由在特定路线上被物理性地隔阻，该文明的活力变得十分微弱^[3][4]。再者，压抑暴力并未能消除恐惧。鲁曼尼亚人保护了自己免于暴力，却无法免于恐惧^[4]。由于他们在肉体上对大自然也无法做出暴力反应，其恐惧感反而被加强了^[4]。在面临攻击时，他们无法适用“打或逃”的原则，而只能选择逃跑（“走为上策”）^[4]。他们将过多的能量用于避免与暴力接触，以至于无法将普通的攻击性情绪引导至其他领域^[5]。最后，这种对暴力的压抑在心灵层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无法通过非暴力来保护自己，鲁曼尼亚人在其凶猛的神明形象中投射了他们对武力、权力和暴力的概念，以此来保护自己^[5]。这一形象通过心灵环境的“渗漏”，被我们文明中的各种古老宗教所吸收^[5]。尽管鲁曼尼亚人未能解决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中的暴力问题，但他们对非暴力的强烈渴望依然在人类的心灵环境中回荡^[5]。

在《个人实相的本质》中，赛斯对“暴力”（violence）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暴力并非人类天生的属性，而是自然攻击性受到压抑和扭曲后爆发的破坏性结果。一、暴力的本质：被压抑攻击性的扭曲释放。正常的攻击性是宇宙中一股强力的、创造性的能量流，代表着“去行动的力量”[chunk:10606, 11119]。然而，当人们因恐惧、羞耻或道德评判而试图否认、压制这些思想和能量时，能量并不会消失，而是在体内滋长并形成阻塞[chunk:10606, 10607]。这种对真正攻击之流的阻碍，最终会导致一种扭曲、不平衡且具爆发性的“假攻击”，从而引发个人神经质、家庭不和乃至战争等暴力行为[chunk:10606, 10630, 10636]。二、暴力源于内在的无力感。赛斯指出，暴力的爆发往往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力感”^[1]。无论是监狱内外的罪犯，还是那些平时温顺、传统却突然犯下巨案的“模范”人物，其内心深处都充满了无力感与怨恨[chunk:11107, 11291, 11293]。他们因为相信自己缺乏个人力量，同时又极度相信他人的力量，因而被迫采取暴力等反社会行为，企图以此向自己证实自身的力量，甚至将其作为防范他人对自己施暴的“防卫性手段”^[2]。三、力量、攻击性与暴力的混淆。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信念上的误区，即将“力量”等同于“攻击性”，进而等同于“暴力”[chunk:1002, 11115]。这种混淆导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将“善良”与“无力”等同起来，并将力量视为邪恶^[3]。事实上，真正的力量（如爱的力量）与暴力了无关系^[4]。当社会不理解正常攻击性的本质而将其视为暴力时，监狱、执法机构与罪犯便在同一个信念系统内运作，双方都接受了“暴力是一种行为方式与求生方法”的设定^[5]。四、恨与暴力的真实关系。赛斯颠覆了传统认知，指出在自然状态下，单纯的“恨”并不会爆发或发动强大的暴力^[1]。恨是一种具有激发性的沟通与行动方式，如果不去干预和压抑，它会自动改变^[1]。只有当人们认为恨是邪恶的并加以严厉压抑、假装其存在时，这股洪流般的能量才会被阻积，最终只能通过巨大的心理或物理暴乱来释放[chunk:11289, 11293]。五、避免与化解暴力的方法。要避免暴力的爆发，个人必须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安全、自然地表达情感，而不是通过威力之点去否定情感实相[chunk:10606, 11133]。如果感到暴怒，可以通过击打枕头等不伤害他人的方式释放能量，并直面暴怒背后的无力感^[6]。此外，动物通过咆哮、吼叫和身体语言等象征性的对抗来使地位清楚，从而有效避免了真正的暴力[chunk:11297, 11299]；而基督“转过另一边脸颊”的教导，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上也是一种通过象征性示弱来避开暴力的巧妙沟通方式^[7]。